廉政文化 | 心系诸罗的周钟瑄

作者：厐思纯

周钟瑄，贵筑（贵阳）人，幼年丧母失父，就养于叔父，从堂兄学，弱冠（未成年）即有文名，与族侄周起渭被称为青岩（贵阳治地）“二周”。巡抚卫既齐、督学道华章志皆奇其文，于是拔置省城贵阳府学深造。

康熙三十五年（1694），周钟瑄中举，为贵州丙子科乡试第二名。之后文场失意，他北上谋生，先后入山西督学高其倬、江南督学张志尹与顺天督学周起渭之幕府，参与校文，其学养得到名儒硕学之赏识。

康熙五十一年（1712），周钟瑄补官出任福建邵武知县。在任期间，他注重一方文物景观之建设，捐银购买民房与空地扩建文庙，修葺宋代名臣李纲的祠堂；废除旧弊陋规，颇受民众赞许。如福建昔有“红袍银”之陋规，系砍头的罪人行刑时所备的红衣还将交纳银子。周钟瑄认为，既处以极刑，又责其家人出以银两，这实在不合理，于是予以革除，并上报巡抚衙门。巡抚满宝对周钟瑄此举亦十分赞同，下令全省革除此弊。

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统一台湾后，台湾基本上还是处于政治、经济极端落后的地区，许多地方没有政权机构，大片的地区还未开发，岛上住着以高山族为主的原住民。为了加强对台湾的控制，使中央的政策在台湾得以贯彻落实，康熙五十三年（1714），清廷选拔了一批有经验的官员赴台进行政权建设，于是周钟瑄被调往台湾任诸罗知县。

诸罗县治原设在诸罗山下的里兴堡，后移至嘉义（今嘉义市）。该县地僻人稀，居民不过三十户，既无城郭，亦无衙署，新任知县官办公的地方仅是三间破屋。然而这并没有使周钟瑄望而却步，上任之初，当他看到辖境荒凉原始的景象，于是决心在此基础上建设一个新诸罗。经过深谋远虑和仔细的计划后，周钟瑄带领官民顶着烈日，“建学宫，修城隍，筑木城”，经过辛勤的工作，使昔日荆棘遍地、杂草丛生的地方矗立起一座新城。

新城初具规模后，棘手问题又摆在周钟瑄的面前。诸罗是新开辟的县治，辖区十八社皆高山族同胞。他们文教不兴，生产落后，以种植粟米或捕鹿为生。经过多方调查，周钟瑄得知过去的前任官员对这些生活十分贫困的民众不仅不关怀爱护，相反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每年治民除正供朝廷的六万五千石粮食外，各社还须缴纳课银一百二十两至六百两不等。而通事（翻译）及胥吏还要在这些可怜的民众中敲骨吸髓，中饱私囊，因此逼得治民难以生存。为了使治下的民众安居乐业，周钟瑄悉摒陋规，通令全县，告知官民，只取正供上缴国库，加一成损耗作县衙公费，其余不准妄取。为严正法纪，他勒石立于县衙，永为定例。

周钟瑄仔细分析了诸罗经济落后的原因，结论是高山族民众对开垦土地毫无认识，更不懂得水利建设的重要性。为此，他教导民众耕作，发给其耕牛、农具、种子，带领他们“辟阡陌，广田畴，开沟渠，筑塘堰”。数年之后，辛勤劳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昔日的荒地都成了良田沃土。农业发展了，民众的生活亦逐步得以改善，无人不对周钟瑄感恩戴德，颂其善政。人们将其所修的堰塘称为“周公堰”，以表爱戴之情。民众的温饱有了改善，周钟瑄又将目光移向教化上。为此，他在乡间设立义学，延师课读，教高山族同胞学习官话，挑选优秀者入学。在他的关怀下，诸罗文教渐渐兴起。

周钟瑄深悟“远人不服，则宣文德以来之”的深刻内涵，作为一个地方官，他把辖区内的民族团结作为治政的要务，认为要增进民族的了解，首先要搞好少民族上层分子的关系。

地处诸罗县城北边的大古柏山区，是一个地僻路遥、山深林箐、濒临大海的地方，自古以来，这里聚居着高山族同胞，由于交通不便，少与外界接触，因此他们过着“民不火食，以草蒙首，以麂皮蔽身，无所谓衣冠”原始闭塞的生活。然而，当这些不知“王化”为何物的高山族同胞，得知周钟瑄是一为人民的父母官后，便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在部落“阿莫”（大头目）的率领下，徒步来到县城，请求内附。周钟瑄见状，非常高兴，亲自接见阿莫，以酒肉款待，并授予衣冠，对其再三抚慰。如此礼遇，令阿莫大为感动。之后，他陆续将其部三千人迁往县城近郊居住。周钟瑄亦用心为移民选择平地予以安置，授田土，给农具，教以耕作技术，使其安居乐业。事后，周钟瑄还特意将这件事记录下来，写成《生番归化记》，载入《诸罗县志》中。

周钟瑄留意诸罗的建置沿革、历史文化、地理环境、民族人口、经济交通等。为了替后人留下一部宝贵的地方历史文献，他政务之暇，纂修成《诸罗县志》十二卷。《中国地方志词典》对此书有如是言：“此书后人评价很高，陈正祥认为：‘清代官修的台湾地方志，以《诸罗县志》最为学人推重’”

周钟瑄治理诸罗三年，可谓劳苦功高，政绩卓著。他以胆识过人的开拓精神，带领官民在荒原上开拓和建设了一个新的诸罗县城；他把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引进了诸罗，使高山族同胞从原始的猎人时代一跃而为农耕时代；他重教化，治礼义，遵循儒家“谨庠序之教，申之于孝悌之义”的理念，加强高山族民众对汉民族文化、道德、法治的了解和认同，从而增进了民族和睦和团结；他关心地方文献的保存，其所纂修的《诸罗县志》，为地方留下了一部宝贵的史乘，对后人了解台湾开发史亦大有裨益。因此在其离任后，士民为之立祠塑像，每逢其生辰则演剧庆贺，盛赞“周公”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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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钟瑄（1671——1763）：贵阳青岩骑龙寨人，康熙三十五年（1696）举人。初任福建邵武知县，广文庙，修李纲祠，废陋规“红袍银”。 康熙五十二年（1713），调任台湾诸罗（高雄）知县，在荒漠的土地上，建学宫、城隍庙，修城楼，起兆坛，重修县署，使县治初具规模。又兴建县仓、文庙、义学、社学，以发展公益、教育事业。为减轻百姓负担，废除苛捐杂税，规定：“除辛劳之外，一切科索悉行禁止”；捐资兴修水利，共新修涸水坡二十七个，重修五个。百姓对此十分感激，称为“周公堰”；妥善处理当地民族关系教之以中原耕作之法，使之安居乐业。设义学以教于“夷民”子弟，因开发治理诸罗有功，得到皇帝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