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章，字豹南。先世明初来黔，定居贵阳，以躬耕为业。据史册记载，刘子章少时家贫，“读书萧寺中，炊爨（烧火煮饭）不继，常从僧寄食饮”。缺吃少穿，寄食寺僧。面对艰难的境遇，刘子章磨砺心志，发奋为雄。经过长期艰辛的努力，博览了大量的经、史、子、集，刘子章文名渐显，“以翘异补县学士（秀才）”。康熙二十年（1681），他以乡试第一名（解元）中举，被授予教职。

刘子章为人“骨鲠正直，不避权要，每遇义所不可，辄力争之，必求直而后已”。刘子章在担任贵州玉屏县教谕时，某学使曾暗示他为其送礼，然而遭到他的“怫然怒目视”及当面指责。学使恼羞成怒，推案而起。刘子章亦冷眼观之，不为所动。过一会儿，学使感到内心惭愧，强装笑脸向刘子章赔礼道歉。

在镇远府任教授时，刘子章发现知府贪婪无度，常对其直言规劝。谁知知府不知好歹，反而视其为仇，并以上司的身份欺凌他。刘子章见其执迷不悟，无可救药，便断绝与其来往。

康熙三十一年（1692），贵州巡抚卫既齐基于“盛世修志”之说，特聘吴中蕃、李琪、周起渭、刘子章等纂修康熙《贵州通志》。在纂修志书的过程中，大家同心协力，取长补短，出色地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

刘子章的学养亦得到卫既齐的赏识。在其推荐下，刘子章出任襄阳知县。上任之初，正值该县因粮食歉收而盗贼四起之时，面对饥饿的民众和混乱的治安状况，刘子章一面向上司报告灾情，一面劝说积贮大户减价粜粮，一面又向富户借粟济民。为了解决民众今后的生活，他动员民众兴修水利，筑堤开渠。与此同时，他将自己微薄的薪俸买地建书院，为当地培育人才。以上举措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受到民众的好评。由于水利设施的运用，该县第二年获得了丰收，百姓衣食得以保障，盗贼销声匿迹，社会秩序井然，民众无不称颂刘子章的善政。

刚解决饥荒的问题，一个棘手的问题又浮出了水面。襄阳城内驻扎着不少绿营兵。这些军人仗着参加过清王朝扫荡南明政权、平定“三藩”及收复台湾的征战，因此恃功骄横，为非作歹，官府拿他们无可奈何，百姓更是深受其害，久而久之，绿营兵成为了地方治安的一大毒瘤。为保护百姓的生命财产，打击绿营兵的嚣张气焰，刘子章上任伊始，亲往绿营兵大营，对其军头晓以大义，诉以利害，劝其严加管束部属。之后绿营兵有所收敛，不敢明目张胆地骚扰地方。恰逢此时一件命案子冒了出来，成为全县的焦点：四年前，绿营兵王荆州、王习武仗着是军官子弟，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闯入一樊姓人家，意欲强暴其寡妇。当遭到对方拒绝后，二人残忍的将寡妇杀害。邻人亲睹了二王的犯罪经过，但不敢指控。樊家多次诉讼公堂，但王习武之父率众咆哮公堂，要挟县令，致使案子长期悬而未决。

刘子章非常关注这件案子，亦想借此灭掉为害地方的绿营兵的嚣张气焰，给地方一个公道。于是他愤然说道：“岂有贞烈若此，而冤不为之伸者！”这时王荆州已死，同案犯王习武尚在襄阳。刘子章得知情况后，立即下令入营将王习武逮捕归案。绿营兵见之鼓噪呐喊，随后聚集在县衙前示威恐吓。面对衙署外的喧哗，刘子章不为所动，笑曰：“吾持三尺之法，讯有罪之人，何惧若曹哉！”于是继续审讯王习武。慑于刘子章的刚严有威，王习武最终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定案之后，绿营兵见刘子章公正严明，相戒曰：“刘公威严勿犯也！”于是退去。案情上达朝廷，“烈妇得旨表闾，而罪人正国典”。

此事刚过不久，某把总又突入民宅，调戏民妇。民妇不堪其辱，悬梁自尽。刘子章得知消息后，立即将把总逮捕法办，民妻亦得到旌表。正因为这两件事，刘子章不为强暴所胁迫、为民伸冤的事迹不胫而走，“名动中原，大江南北因有‘白面龙图’之称”。从此以后，绿营兵检点行为，不敢闹事，数十年为害襄城的毒瘤终于被割除。

刘子章秉公持正，执法不扰，对坏人坏事痛加裁抑的刚严作风，引起了绿营将士的惶恐和嫉恨，思欲除之而后快。然而这时一件事改善了刘子章与绿营兵的关系。按照旧例，朝廷每月发给营兵的月饷，须由地方官员审查后亲往营地发放，无形中就给官员们留下了克扣、贪污的机会。过去的县令经常逾期不往绿营发放饷银，营兵因无钱花费便去侵渔百姓。刘子章了解情况后，亲往绿营，验实发放。当营兵发现自己所领的月饷比过去多一倍时，无不欢呼相庆道：“刘公所赐也！”

康熙三十五年（1696）绿营兵调防，刘子章特购牛酒犒劳。有人怕出事，劝告他不要去。然而他笑曰：“吾天子命吏，奴辈敢相犯邪！”绿营撤防时，刘子章坐着轿子带着牛酒前去践行。绿营兵见他来时，伏于道旁，以表谢意。刘子章热情地慰问他们，并告诫他们“杀贼立功，报效朝廷……有吾在，即妻子勿虑也”。绿营兵听后，无不感激涕零，叩头伏地。

清廷为嘉奖刘子章在襄城的治绩，升任其为监察御史。康熙三十九年（1700），刘子章出任山西监察御史，发现出任各省的官员大都带着人数众多的家小、仆从，由于路途上花费甚大，为了转嫁危机，不惜扰害地方，鱼肉百姓。为此他上奏朝廷，请求自总督巡抚而下，巡行时随从限以定额。康熙帝阅后奏折，有所触动，立即接见了刘子章，“召至案前，面与商榷”。刘子章向皇帝详细剖析了这事对国家的危害性。听后频频点头，十分称意，特下旨：“允行，著为令。”康熙帝知刘子章才可大用，因此对其“眷注优渥”，胜过了其他御史。两年后，康熙帝特命刘子章为江西乡试正考官。按照旧例，典试官素不用御史，加之刘子章仅是举人出身，更没有资格充任。这前所未有的殊荣，可看出康熙帝对其赏识有加。在典试江西时，刘子章清廉自持，务绝宿弊，以选拔真才为己任。榜发之日，果然有不少真才实学的士人中举。

康熙四十三年（1704），刘子章出任河东盐运使，恰逢襄城是岁饥荒，士民哀鸣，日不聊生。当他得知情况后，立即捐金三百两，从而救活了不少人。在此任上，凡一切裕商利民之事，他无不尽力为之，除革除“扒子银”八千两及不少陋弊外，还对司马光、范仲淹及明代的几位忠烈的墓、祠定期奉祀。这些善举，民众无不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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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章（1656——1707）：贵阳人，清康熙二十年（1681）乡试第一名举人。在任襄城知县期间，当地因歉收而引发动乱，他一面向上司报告灾情，一面劝说积贮大户减价粜粮，一面向富户借粟纾解民困。与此同时，他动员百姓兴修水利，并捐出薪俸以建书院；他重视治安，敢于惩治鱼肉地方、违法乱纪的绿营兵，故“名动中原”。因治绩卓著而擢升御史，并以清廉刚直的形象而闻名政坛，被人誉为“白面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