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文化 | “不为墨吏”的越英

作者：厐思纯

明弘治、嘉靖年间，贵阳人越英步入仕途，以刚直不阿、清廉自守的官风为治地百姓所称道；其人格学识亦为儿孙们树立了榜样，并为其家族的崛起为贵阳名门世家奠定了基础……

越英，字德充，其先色目人（西北少数民族），永乐初年，先祖随军入黔，定居贵阳。越英少依在外做官的叔父，在湖南生活了十余年。叔父病逝后，其家衰败，家人流落他乡。越英见状，痛苦万分。为报叔父养育之恩，他历尽艰险寻访其家人下落，最终将他们全数送回故乡。

由于早年寄寓他乡，学业荒废，加之寻找亲人，奔波劳碌，返回故乡时越英年华已逝。在乡人眼中，年近三十的越英，既无妻室，又无谋生本领，这样的男子如同废人。一乡人戏谑地问越英：你虽然聪明能干，然而年岁已大，今后靠什么生活？当医生，那是读书人干的职业，你到底想干什么呢？

越英听后，付之一笑，说道：虽然自己年华已逝，但对一个有理想的人而言，读书学习什么时候都不晚。接着他以宋代苏洵二十七岁发愤苦读的故事来表明自己的心志……自此，他焚膏继晷，面壁苦读。了解他的人惊讶之余，认为越英过了读书年龄，再努力还是于事无补；不了解的人则不以为然，讥笑他异想天开，痴人说梦。

经过七年奋斗，明弘治甲子年（1504），越英赴云南乡试，中举人，经吏部选拔，出任衡阳教谕。作为一县最高教育机关的学官（相当于今教委主任），既要管理儒学教务，又负有教育生员（习称秀才）的责任，越英上任伊始，见县学学风不正，学校纪律涣散，生员不尊敬老师，于是深感忧虑。对其而言，学校是社会的敏感部位，传递着身心健康与否的讯息。通过对县学“病因”的研究，越英找到了疗治的办法，那就是“肃教规，严师弟子礼”。 越英召集生员们训话，正言厉色地告诉他们：学校是神圣的殿堂，老师肩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崇高使命，如果尔等连尊师重教、敦品力行都做不到，那么还奢谈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呢？新教谕凛然可畏的形象，掷地有声的话语，着实令生员们胆战心惊。然而静而思之，也觉得言之有理。随着时间推移，越英的才德学识广为生员折服，其刚直方正、不苟言笑的性格亦被其理解，于是“感其有恩，相与不忍不就规矩”。

在之后全省教谕的两次考试中，越英皆名列“第一”。九年后，越英“赴吏部试，亦第一，擢四川泸州（太）守”。

泸州过去税役繁多，百姓不堪忍受，疲于奔命。越英上任后，体恤民困，薄赋轻傜。百姓感其恩德，热心农事，纺纱织布，经济得以恢复。那些流离在外的民众得知消息后，相继返回故乡，耕织养畜，重建家园。久而久之，泸州“民安而讼息”。

一日中午，越英见衙门无事，吃过中饭后和衣而睡。如此治理政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议论。不少人认为越英不作为，辜负民众期望；某士大夫对此有不同的见解，赞许地说道：“异时见官府多事，今公卧治我州矣。”认为其“无为而治”，是为官的最高境界。

越英为官清正，痛恨贪腐。当他得知有人冒充抚台文书企图贪污国库金币的消息后，见同僚们漠然置之，毫无作为，不禁义愤填膺，便向抚台衙门揭发此事。此事上闻后，抚台大喜，示意越英欲向朝廷举荐他。

越英与抚台素无渊源，加之对其德行节操不甚钦佩；抚台对他如此“恩宠”，反倒使他警觉起来。经过冷静思考，他认为抚台此举另有玄机：一是借题发挥，以此渲染自己虚怀若谷、选贤与能的形象；一是培植羽翼，将越英纳为己用，壮大自己的势力。对越英而言，攀附权贵，受其庇荫，以此作为进身之阶，实属自毁形象、蒙羞家门的不智之举。对此“恩宠”，他不作任何回应。抚台见越英不受抬举，恼怒之余，下令将其调到闲职。越英见官场如此丑恶，于是称疾辞官，返回家乡。

返里后，越英“教子孙以道义，济族人之贫乏，劝乡人以勤俭，为乡里所畏服”，家食三十年，绝迹公门。为求恬静生活，他在西郭门外开辟蔬菜圃，取名“西园”，“每日静坐其中，作诗文自娱，观书课子，明农莳树，酒不入唇，诸无所嗜好”。

越英性格刚直，孤高寡合，“与乡人处，怡怡然；其遇士夫，则一揖必较。衣冠同俗。”有人劝其身着儒服，越英则回答道：“吾愧行之不儒耳！”越英性格直爽，刚正不阿，对于不平之事，直言相向，尝言：“姜桂之性，老而愈辛。”被其批评指责之人，因敬其德行，亦虚心接受。

越英虽然远离官场，却十分关注地方文教和民生福祉大事。当贵州巡抚某登门恳请他出山训育“幼官”时，他慨然应诺，投入教事。《贵阳府志·越英传》有如是之言，“其后武阶知兵好礼，一时盛于贵阳者，公（越英）所教幼官也。”

过去贵州不能开科取士，乡试依附于云南。贵州学子赴云南考试路途遥远，跋涉艰难，加之瘴毒疾病威胁，学额太少，直接影响到贵州的文教及人才的勃兴。越英早年参加过云南的乡试，其中的艰辛尤为深刻。对其而言，乡试能在贵州举行，是贵州士人的幸事。

嘉靖九年（1530），贵州思南籍谏官田秋上《开设贤科为宏文教疏》，恳请朝廷在贵州设立贡院开科乡试。之后，贵州巡按王杏再次上疏朝廷，说明在贵州乡试的必要性。他们的努力最终使朝廷改变政策，嘉靖十六年（1537），贵州历史上首次乡试在贵阳贡院举行，学额二十五名。越英对此造福桑梓的义举大为赞赏，动容地说道：这种关系国家地方文教的大事我不仅愿意听，而且愿意倾注心力。

越英的学识人格给儿孙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在其影响下，三个儿子不负所望，通过苦学，荣登科第。见到儿子们终成大器，越英不无感慨地说道：“若曾俱得一第，不负吾教。”之后，长子民望选任云南富民知县，临行时，越英执手送其到了门口，语重心长地告诫道：“毋为墨吏自戕！毋戕民以媚人！否，非吾儿也！”换言之：就是要为官清正，不要当贪官污吏，辱没家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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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英（1470—1550）：其先为色目人，明贵州宣慰司（贵阳）人，弘治十七年（1504）中举，初为湖广衡阳县教谕，“肃教规，严师弟子礼”，学风为之一变。正德十五年（1520）任四川泸州刺史，因清正廉洁，公正不阿，不满官场黑暗，称病弃官归里。

来源：《清风和韵 廉洁筑城 贵阳廉政文化精品文集》